不是小说
　　我是一个写小说的。
　　我写的是恐怖小说，在我这里几乎没有真实的故事，多多少少都有些虚构成分。
　　在此我强调，现在我讲的故事，是我妈之死，是真实的记叙。
　　我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一个事件，是一段是生活的原状态。
　　你们不是在读小说，是听一个人讲述他前不久的一次经历。
　　我对着我妈的在天之灵我发誓。
　　
　　我姐
　　我生于东北长于东北，但是，现在我对那疙瘩已经很生疏了。
　　算一算，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去了。我几乎已经忘记了黑龙镇，忘记了那里还苟延残喘着我的老母亲。
　　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众星捧月，你第一个忘记的是母亲，你根本没工夫去回忆她的年龄和生日，没心情去揣摩她的心情好不好。可是，当你面临围攻的时候，当你眼看就要完蛋了，绝望至极，惊恐至极，喊出的一定是：“妈！——”
　　我本质上是一个书生，敏感，多愁，追求完美，希望永远，想入非非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野心勃勃，追名逐利……这性格注定我一直终生漂泊。
　　很少有谁的人生像我这样动荡。
　　在东北小镇摆摊，在中国空军服役，在蒙古草原放羊，在一个叫白龙的村子供销社当售货员，在一个县城啤酒厂当秘书，在西安某杂志做主编，在北京卖字……
　　那天，北京的天气特别好。
　　野心勃勃、追名逐利的我正要去一个影视公司录制我的恐怖电视小说。在路上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声音似乎更急促。
　　我接起来，是我姐。
　　“东子，妈病重了……”
　　我姐是我家的老大，她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西安，一个在上海，只有她在那个偏远的小镇，侍奉我年迈的父母。她是个乡下人，灯红酒绿对她没什么吸引，她的要求就是有吃有穿。她像天下所有的姐姐一样，心疼我们哥几个，平时很少给打电话来，怕我们麻烦。
　　现在她突然打电话，说明我妈的病一定是很重了。
　　我的心一下就沉重起来。我在心里开始算我妈的年龄，我记得她属狗，那么她应该是68岁。
　　我低声说：“我过几天回去行吗？”那几天，我要去南方搞一次签名售书，我在想能不能推迟几天。
　　“过几天你恐怕就看不着了……”我姐说着，在电话里哭起来。
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跟妈说一下，我明天就到家。”
　　我半路折回来，跟太太说了这件事。太太轻轻对我说：“我跟孩子都回去吧。”
　　“算了，那地方冰天雪地，孩子受不了。我自己回去。”
　　我揣了钱，连衣服都没换，也没带包，就走了。
　　
　　我妈
　　我和我妈的关系特别一些。
　　家里除了我还有三个孩子，他们的长相都像我爸，浓眉大眼。只有我的相貌像我妈，单眼皮，小眼睛，长脸。
　　而且我的性格也像她。
　　我妈其实挺放纵的。男女方面我不说，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嗜赌，一直赌到老。我从小到大，很少吃到过早饭。
　　对于赌博这件事，她受到过家里人的劝阻、干扰、声讨、批判，但是她改不了。她不强硬，但是她蔫巴巴地走她自己的路。
　　我觉得，她的放纵是由于无奈，是由于寂寞。那不仅仅是乡下小镇环境的寂寞，还有生命深处的寂寞。
　　她的心眼很小，一句轻语，一个微妙的动作，就会深深触动她，最后在牛角尖里越钻越深，不能自拔，就哭。
　　她很细腻，关注情感的细节。
　　我跟她一模一样。
　　她很懂事，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家里跟现在一样穷，我向她要钱很少成功。但是，只要我跟小伙伴一起在街上遇到她，只要我开口要钱，她肯定给，给的还不少。尽管我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但是她知道给我面子。
　　她疼我们。
　　她像你的母亲一样，是可敬的。
　　她在赌场一直坐到老态龙钟，一直到再也拿不起纸牌为止。
　　
　　巧合
　　我来到了火车站。春节期间，买票的人特别多。
　　我正想着给火车站的一个当警察的哥们打电话，有一个女人走近了我：“师傅，你要不要退票？”
　　她是东北口音。
　　“哪的？”
　　“哈尔滨。下铺。”
　　“我要啊。”
　　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，另外给了她30元订票费。别管合理不合理了，只要能回家。
　　直到上了火车，我才认真回想这件事——真巧啊！车次多得数不清，她退的正巧是哈尔滨的票，而且主动问我要不要票。
　　候车室里的人密麻麻的。座位没有了，有的坐在背包上，有的干站着。
　　有鬼鬼祟祟吃茶蛋的；有用不知道哪里的方言“嘁哩嚓啦”说话的；有戒备地扫视四周的；有张着嘴哈哈傻笑的；有打瞌睡的；有看地摊杂志的……人声嘈杂。
　　我靠着一根柱子站着。
　　我旁边的天蓝色座位上，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，急匆匆朝外走过去，好像碰巧看见了一个同乡似的。
　　我就在那个空位上坐了。
　　我的左边坐着一个南方妇女，前面抱一个小孩，后面背一个小小孩，不停地摇晃着身子；右边挨着我坐的，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。
　　我的心乱极了。
　　有个老头站在我前面，背对着我，似乎在卖呆。他的手背在后面，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一张车票。那应该是当日的车票。
　　我右边那个中年男人伸过头去，看了看那个老头手中的车票，用东北话嘀咕了一句：“哎，这是咋整的，我这个票咋和他的不一样呢？”
　　他一边说一边掏出票来。他那张车票比老头手上的颜色浅，很明显。
　　我也掏出票来看，跟中年男人的车票不差分毫。
　　“您是在售票口买的吗？”我问他。
　　他看都没看我，说：“是一个女的卖给我的退票。”
　　“我的票也是一个女的卖给我的呀。能不能……是假的？”
　　“谁知道啊！”
　　我有些恼怒了。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我竟然被一个车站小骗子糊弄了？
　　那个中年男人说：“一会儿检票就知道真假了。也许是电脑打印机没墨了……应该没问题。”
　　我又看了看车票，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。
　　“你在几车？”我问他。
　　“3车。”
　　“多少号？”
　　“11上。”
　　我取出票看了看，很惊奇：“我是12上，咱俩挨着！”
　　“太巧了。”
　　“你一个人吧？”
　　“一个人。你呢？”
　　“我也是一个人。”
　　北京站候车室里的人多得像密麻麻的蚂蚁，我和这个铺对铺的人偏偏就坐在一起了。

　　旅途
　　检票的时候，我和这个临铺的大哥一起上了车。
　　他拿了三个包，都很大。我帮他提了一个，那包重极了。
　　到了车上，他和我聊起来。
　　他姓常，是搞一个建筑公司的头。
　　还有两个人，一直在插嘴。一个姓高，一口南方口音，偏偏说他是哈尔滨人；还有一个女人，姓梅，是哈尔滨制药几厂的，驻南昌办事处，她长得挺有风味，就是牙有点不齐。
　　高先生罗里罗嗦说了很多话，中心思想只有一个：他在中央认识很多大人物。
　　那个梅小姐听说我原来当记者，就问我：“是什么报社？”
　　“是杂志，是《女友》。”
　　“《女友》啊，那时候我经常看。其中有一个作者，我特别喜欢，他写的文章挺牛的，也挺幽默，他姓朱……”
　　“姓周。”
　　“周？”
　　“叫周德东。”
　　“好像是！……我不太记得作者的名字。”
　　“我就是他。”
　　“那个姓朱的人就是你呀。”
　　“我姓周。”
　　“我记得他写过一个小说，写的是一个学生宿舍楼，楼下住着男生，楼上住着女生，一天，有个小篮子系着绳子从楼上放下来，里面有一张纸片……那小说叫什么名字我忘了……”
　　“《美人计》。”
　　“对，就是《美人计》！那个小说特别恐怖……他叫周什么？”
　　“不是他，是我。我叫周德东。”
　　那个高大魁梧的常大哥一直听着那个女人跟我说话。
　　那个高先生见缝插针，继续强调他是哈尔滨人。
　　
　　夜里，熄灯之后，我一直在想着母亲，睡不着。
　　很快，常大哥就发出了鼾声。他打鼾的声音很大，把整个车厢睡觉的声音都压下去了。
　　我本来是面朝上躺着，偶尔翻了一下身，看了他一眼。
　　夜灯在低处，我看不清他，但是我隐约看见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正在黑暗中看着我。
　　我打了个冷战。
　　实际上，我一直没有停止翻身，我面朝下趴在铺上，一边自然地把眼光从他那死鱼一样的眼睛上移开了，把脸朝向了另一面，把后脑勺对着他。但是，我的心悬起来。
　　这个人怎么这么怪？他没睡着为什么打鼾？他睡着了怎么瞪圆了眼睛？是不是他那三个大包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？
　　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起来了，各忙各的，洗漱，换票，整理包裹……
　　我相信我和这个常大哥对昨夜那一次对视心照不宣。
　　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异常。
　　我对他说：“常大哥，我帮你再提一个包吧。”
　　“好，谢谢。”
　　“哎，我记得昨天你是三个包，怎么变成四个了？”
　　“我的包里还有个空包。昨夜，我就把包里的东西分成了四个包。”
　　下了车，出了站台，我和常大哥分手。互相说了很多客气话，“你回哈尔滨一定来找我”、“你到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”之类没什么结果的话。
　　我不知道开往黑龙镇那惟一的一趟长途汽车还有没有。
　　我站在车站广场发呆。
　　常大哥钻进了一辆出租车，走了，消失在哈尔滨的车流中。
　　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，那个常大哥为什么半夜的时候一个人悄悄爬起来，把三大包分成了四个包。
　　
　　一个很黑的人
　　我顺利地坐上了长途汽车。那是从哈尔滨开往清泉县的，中间要走八个小时。中间经过兰西、青冈、明水三个县。
　　过了明水，就是沙土路了，越走越偏僻，荒凉。
　　八个小时，窗外除了冰雪就是冰雪，厚厚的，一片白茫茫。
　　偶尔可以看到灰色的树林带。
　　车上的人大都是乡下人，他们在哈尔滨打工，回家过年。他们都拿着大包小包，甚至铺盖卷儿。
　　车厢里没有暖气，或者说有暖气但是司机不给开。
　　窗上结着厚厚的冰花。
　　我说一路上都看见冰雪茫茫，那是我在窗子上吹化了一块冰花看见的。
　　车上的人只是在车没出哈尔滨的时候，对高楼大厦感兴趣。每一个公司的牌匾和每一个行人的装束，都会增加他们的见识，都会成为他们回乡讲述的材料。车出了城，他们都不再抻着脖子朝外看了。
　　旅途漫长、寒冷、颠簸。
　　大家都抽烟。
　　我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。
　　他的特点是：脸特别黑，说像煤炭一样绝不夸张。也许因为他的脸太黑了，他的眼睛就显得特别的亮。
　　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，肩背和肘部是人造皮的，其他部位是晴纶的，很普通那种。下面穿黑色条绒裤子，一双黑色棉皮鞋。他的领口露出雪白的领子。
　　他跟我一样，没有一个包。
　　我看不出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。
　　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跺脚。
　　所有人都冷，但是都偶尔跺一跺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刻不停。
　　车在冰雪路上行进，走得慢极了。本来我的心情就不好，一路上，听着他急促的跺脚声，我的心更加烦乱，却不好说什么。
　　我的脚已经冻麻木了，但是我不跺脚。
　　我在窗子上吹出的“眺望口”又被冰霜覆盖了。
　　我再吹。
　　天气很好，天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，极有质感，宁静而平和。看不见黑土，都是雪，雪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。一望无际的雪野上，没有人畜，只有远远近近的树，而那树也是雪白的，被霜雪包裹。
　　这世界一片肃穆。
　　相比起来，那城市里的花红柳绿就显得浅薄起来。
　　我的心情很纯净。
　　我忽然意识到旁边的人不跺脚了。我微微转了转头，感觉到他在看我。
　　我回过头，他果然在看我。
　　我发觉，他的肤色黑得不正常，不是非洲人那种油亮的健康的黑，而是病态的黑，好像是一个鲜活的东西，日久天长，失水了，变质了，腐烂了，风吹日晒，越来越黑……
　　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一具风干的尸体色。
　　可是，他的眼睛却十分明亮，而且显得过于热情。
　　他见我看他，把头转过去，继续跺脚。
　　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——”
　　我的心又烦躁起来。
　　太阳光越来越强烈。
　　而且，大家在车里呆久了，呼出的热气让车里暖了一些，似乎不那么冷了，整个车厢里只有这个人单调的跺脚声。
　　这急躁的声音好像预兆着什么不可更改的灾难正在逼近。
　　
　　接近黑龙镇的时候，太阳快落山了。
　　在城市里，很少有机会看到夕阳。我们看到的夕阳常常是这样的，在离地三竿高的地方，这个即将消失的发光体，它的大部分就都已经消隐在灰黯的天空中了，只剩下最上面一抹，暗红色。
　　我有发言权，我观察过。
　　而我家乡的夕阳，在临近地平线的时候，依然清晰如剪纸，楚楚动人。它的上半部是暗红色，下半部是暗黄色，美极了。
　　
　　在黑龙镇这一站只有两个人下了车：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那个黑黑的人。
　　我下车的时候，那个黑黑的人站起来给我让路，我没想到他随后也下来了。
　　下了车，一股寒冷之气扎进了我的骨头，我急忙钻进拉客的三轮车。那三轮车用玻璃做成了一个包厢，挡风。
　　三轮车开动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见那个黑黑的人也下车了，他似乎第一次来这个小镇，他正在那里东张西望。
　　客车关了门，慢腾腾地开走了。
　　我的三轮车也走了，我一直回头朝他看。
　　他一直站在那里迷茫。
　　他是谁呢？到黑龙镇谁家来的客人？或者，他就是从黑龙镇出去打工的？

　　我爸
　　过几天就过年了，很多人家的门窗上都已经贴上了对联、窗花、福字。
　　雪把小镇覆盖着，而这些东西都是红色的，很鲜艳。
　　这种鲜艳对我是一种刺激。
　　我家显得很冷清。
　　炕上躺着我爸我妈。
　　我妈长得很瘦小，现在只剩下一把骨头，她的大腿跟我的胳膊一样细。她的肚子浮水，涨得很大。她在艰难地喘息，多半在昏睡。
　　我爸痴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的眼神里充满绝望，迷茫，无助，他呆呆地看着每一个人。
　　他呆呆地看身边躺着的我妈，一看就看一个小时。他在使劲地想，这个痛苦地挣扎的人是谁？这个衰老的女人跟他过了几十年，现在他不认识她了，他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惨痛地呻吟。
　　他呆呆地看我。
　　如果我不说话，他会一直看下去。
　　他不知道我是谁。
　　有一家报纸采访我经历的时候，专门写过他。现在我把这篇文章的部分文字打磨一下，贴在这里：
　　
　　周德东，一九六七年出生于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镇。他在他出版的一盘盒带里深情地唱道：
　　那疙瘩没有妖魔鬼怪
　　那疙瘩居民善良无猜
　　那疙瘩冰雪寂寞天蓝地白
　　那疙瘩向日葵金灿灿满世界开……
　　实际上不是这样。
　　他爸爸是个供销社的职工，很老实，很勤劳。他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喜欢玩牌，很少回家。他的家一贫如洗，破败不堪。
　　他父亲就喜欢文学，但是一辈子只在《嫩江日报》上发表过一篇与人合写的通讯，几百字，得了两块五毛钱稿费。
　　他热爱集报。
　　他没有走出过那个偏僻的小镇，那里不卖书，也没有杂志和报纸。那里的居民偶尔看到的一两张报纸必是多年前的旧报纸。
　　父亲日积月累地收集、剪贴，将近二十年，他的剪报册已经堆了小半个房间。他认为那将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宝贵的遗产。
　　后来，周德东到了古城西安，担任《文友》杂志主编，他说，由于他忙于追名逐利，和父亲的联系很少。他竟然很少想起给家里寄回新出版的《文友》。
　　父亲经常给他写信来，他的字迹一天比一天歪斜，他越来越老了。他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儿子当了作家。
　　他不知道作家现在已经不值钱，在他心中，作家永远是最神圣的职业。他逢人就说：“我二儿子是作家！”
　　父母都老了。一次，周德东含泪写信告诉他们：“我如今生活在西安，做杂志。我今年已经30岁了，而且结了婚，媳妇是一个肇州女子……”
　　后来，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，经常一个人坐在小镇的土路边，对着老太阳发呆。
　　他不再剪报了，那曾经是他十头牛都拉不回的事业。听说，他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认识了，更不记得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周德东。
　　一次，他走失了，在冬天，在风雪中，在旷野里，他走了几天几夜，一只鞋都走丢了，脚上被苞米根扎出了一个大洞，堵满了沙土和石粒，一路血渍。
　　他走到一个屯子，一群小孩掷土块打他，喊：“老疯子！老疯子！”
　　他极其惊恐，他说：“我不是老疯子。我的二儿子是作家！”
　　“我的二儿子是作家”，他牢牢记着这件事，这是他这辈子惟一的炫耀，这是他对付这个梦魇一般的世界的最后一个武器。
　　
　　你睡觉吧
　　……我跳上炕，抱起我妈。
　　她那么瘦小，竟然很重，据说这都是不吉利的征兆，因为有那句话“死沉”。
　　她在炕上躺了两个月了。
　　“妈……”
　　我妈没有看我，她把头一歪哭了，哭得无依无靠，嘴里嘀咕着：“我这是咋地了！我这是咋地了……”
　　我的眼泪也流下来。
　　白天，我一直坐在炕上，守护在我妈身边。我给她按摩——脑袋，胳膊，大腿，肚子，后背。
　　她的胳膊肿得不像是她的胳膊，很粗大，和她干瘦的大腿不成比例；她的后背肌肉都好像死了，没有一点弹性，按一个坑，再也不起来；她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，像枯草；她的头皮是麻木的，经常需要人用力敲打……
　　她白天几乎一直在昏睡，天黑之后，稍微好一些，还能跟我说说话。
　　我家只有一个荧光灯，灯光惨白，照在她苍老的脸上，很凄凉。
　　乡下人情浓，邻居们偶尔有人来探望。
　　我知道我妈心里烦，就让我姐把来人都迎到后屋。我家有一个黑糊糊的后屋。
　　这样，我妈躺的房子里一直是安静的，只有土墙上的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地走。
　　我妈在惨白的灯光下偶尔睁开眼，见我还在为她轻轻抚摩，就说：“别管我了，快去睡觉吧。”说完，她就闭上眼，睡过去。
　　她在昏睡中，偶尔迷迷瞪瞪地喊出一声：“妈……”
　　她妈都死去多年了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
　　在最后的时刻，在这个危急关头，我的母亲，我那牙齿已经掉光、满脸布满皱纹的衰老的母亲，她一下变成了一个婴儿。
　　她回到了那个老旧的年代，回到了不太干净的散发着一股什么味道的隋家的襁褓里，闻到了母亲的奶香……
　　子女永远是不可靠的，母亲才是支柱。
　　
　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没有停止写作。
　　你们在我的恐怖小说系列中会看到一篇《所有人都在撒谎》，那就是我在我家的土炕上，在我妈身边写成的。
　　黑龙镇没有电脑，我也没带回手提电脑，因此我在黑龙镇写东西只能是用纸笔。那稿纸和圆珠笔是我外甥给我买的，笔5毛钱一支，稿纸好像是1元钱一本。300字的没买着，是285字的。
　　晚上，我妈睡着之后，我就开始在惨白的灯光下写东西。同时，我也在聆听我妈的动静。
　　黑龙镇的夜静极了，狗在远方叫。
　　我妈总是在说梦话：“这可咋整呀！……唉……你把那东西拿走了我们吃啥？……别说了……这个你千万别动！……大伙都去了……都得去……”
　　她从睡梦中醒来，歪头看看我，说：“东子，别写了，睡觉吧。”
　　“好，一会儿我就睡。”
　　“你年龄也不小了，这么写下去身体会累坏的。快睡觉吧。”
　　我姐对我说，她听见了我妈在梦中清晰地跟几个人对话——
　　好像有三个人来找她，要把她带走。
　　我妈说：“你们坐吧。你们是咋来的？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我能不能不去呢？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那再宽限我几天吧。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我妈变得很坚决：“反正现在我不去！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再过十三四天。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你们明早就走吧，我说话算数。”
　　我家邻居吴强是开小巴搞客运的。第二天，吴强的媳妇突然喝毒药了，抢救一天才抢救过来。
　　她家的生活算是小康，两口子也没有闹别扭，为什么喝农药呢？问她，她说：“唉，活着没啥意思。”
　　吴强的母亲说，天还没亮，她就看见有三个男人在她家的门口晃来晃去……
　　我姐是乡下人。虽然她是我姐，但是她讲的这件事，我还是不信。
　　我至今不信。
　　我的理解是，我妈说的梦话，和吴强媳妇喝毒药是巧合。
　　而且，我还怀疑吴强家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情之后，我姐有意无意把我妈的梦话修改了。
　　我妈是在她说那次奇怪的梦话之后第七天死的。

　凝望
　　我爸不会说话了。
　　他大脑不好使，或者因为日久天长不说话，反正他忘记了语言。
　　一个人忘记了语言是一件很悲惨的事。他会更加寂寞，更加恐惧，更加焦灼，更加绝望。
　　没有人顾得上关注他了。
　　因为我妈正在生死线上挣扎。
　　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就给他一碗饭。想起来，就给他一碗水。
　　我姐给他接大小便。我回家之后，替换了我姐。
　　不管是吃饭还是排泄，他始终迷茫地望着眼前的人。
　　我难过，我欲哭无泪。
　　生命衰老了，生命变得如此粗糙！只剩下喘气了。
　　可是，我们除了忽略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如果对他关怀得细致，那么只有一个结果，灵魂受到细致的折磨。
　　夜里，他有时候乖乖地躺下，那就会睡一宿。如果他不躺下，那就完了，怎么让他躺下他都不会躺下。你若是强行按倒他，他会显得无比惊怵，吓得全身发抖，歇斯底里地骂人——尽管他已经口齿不清。而且，还会用全身的力气拳打脚踢。
　　在他的意识中，眼前的一切都是梦魇，我们就像妖怪一样。
　　可怜我的父亲，一辈子勤勤恳恳，老实巴交，胆小如鼠，黑龙镇的父老乡亲作证，他从来没有骂过人，更没有打过人。他不敢。
　　可是，现在他在反抗。
　　他常年坐在炕上，不活动，身体已经极其虚弱，总是抖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他用他生命最后的一点力气在拼命反抗。
　　我姐经常侍奉他，她是我爸印象最深的敌人。一次，我姐正蹲在火炉前烧火，我爸悄悄拿起一根铁棍子，猛地朝她的脑袋砸去——幸好有个邻居在我家，他看见了，冲上前挡住了。
　　我爸一辈子没权没势没钱，他总是做不成事，他很少有成功的记忆。现在，他在梦魇中，眼看就要消灭眼前这个恐怖的妖孽了，可是，又失败了……
　　
　　这天晚上，我妈昏睡着，我坐在我爸面前，久久看着他。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爸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是你二儿子啊！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我叫周德东，东子，你忘了吗？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你不是一直喜爱文学吗？你一直剪报纸，忘了吗？我受你熏陶，刻苦写作，后来就当上作家了！东子，作家，你忘了吗？”
　　“我在西安，《女友》杂志社，你还经常给我写信——西望长安想家人，你说的，你忘了吗？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我当兵，山西大同，我写的小说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了，你想一想……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你大儿子叫周德尊，在庆生村出生的，你说，庆尊生。你小儿子叫周大攀，毛主席那首诗词发表那年生的——世上我难事，只要肯登攀，你起的名字，你忘了吗？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我妈爱玩牌，天天不回家，我们轮番送她去玩，玩牌，想没想起来？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“你记不记得，我小时候有一次迷路了，找不着家了，我沿着一条路朝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哭。后来你找到了我，对我说——哭啥呀！爸不是来了吗？来，爸抱你，回家……”
　　我一边说一边哭。
　　“你找不着家的时候，你的儿子却不见了，是不是？爸，我回来了，我是你儿子。不怕啊，不怕，没事，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别怕，啊！……”
　　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最后我就哭得说不出话了。
　　他还是那样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
　　那天夜里，我妈极其安静。
　　月亮一点都不亮。房子里到处都黑糊糊的，我又感觉到了梦魇的味道。
　　土炕上躺着我爸、我妈和我三个人。
　　我突然看见我爸慢慢地坐了起来，他用一条胳膊拄着炕，一动不动，就那样看着我。
　　他的脸色在月光下很苍白。他的眉毛很重，我看不见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在眉棱下是两个黑洞洞。
　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恐惧。
　　我也一动不动，看着他。
　　他就那样看着我。时间过得真慢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他的姿势都没有改变一丝一毫，就那样盯着我。
　　人的大脑四分之一都是负责视觉神经的，眼珠后的视神经一直通向大脑后部。眼珠是大脑的末端。实际上，我们是用大脑来看世界的。
　　我和我爸用大脑互相对视。
　　他那是几乎已经死亡了的大脑。
　　我终于颤颤地说：“爸，你躺下，睡觉，啊？”
　　他根本没有反应，还是那样盯着我。
　　我把打火机打着，在闪跳的火苗中，我看见他的脸色很不好，眼睛也因为缺少睡眠而猩红。
　　“爸，睡觉啊。”
　　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　　我和他对视着，直到打火机烧得烫手了，我只好把打火机灭掉。
　　房子里又是一片漆黑。
　　他在黑暗中呆呆地看着我，他的脸模糊不清。
　　后来，我实在挺不住了，沉沉地滑进了梦乡。
　　他还在那里盯着我。
　　
　　1600元钱
　　我妈68岁。
　　她是老气管炎了，又增添了肺气肿。
　　她嗜烟如命，抽好烟。不论怎样，她都不能不抽烟。我说过，她对自己放任自流。她不戒烟我觉得也是因为——寂寞。
　　我回家之前，黑龙镇的大夫早就来过了。他们给我妈开了很多药，一直在打吊针，最后，药都输不进血管了。大夫偷偷对我姐说：“你妈活不了多久了，别治了，没用了。”
　　我回家之后，已经不给她用药了。
　　不再用药了。
　　我是她亲儿子，我守在她身边，静静地听挂钟“滴答”，看她皱着眉艰难地喘息。
　　放弃了。
　　这是何等凄凉和悲惨的事啊！
　　现在，我只有等待。
　　等待什么？
　　她就像一个悬崖上的人，双手抓着一条救命绳，她的手已经抓不住了，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
　　而我们，就蹲在一旁看着她，看着她的手一点点朝下滑去，等着她最后跌进那万劫不复的深渊……
　　她睁开眼，在惨白的灯光下静静对我说：“东子，我没事，你快睡觉吧。”
　　“我知道你没事儿。可是，你这次病得挺重的，我得守护着你。等过了这个冬天，我把你接到北京去，好好治一下，用德国的药，人血白蛋白……”
　　“那得多少钱哪，我可不要啊！”
　　我在谈未来。
　　已经不可能有未来了。
　　我不知道我是在安慰母亲，还是母亲在安慰我。
　　大夫已经不来了，目前是在等待。

　我的眼睛湿了。
　　我不敢让母亲看见我的眼睛湿。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即使病到这种程度，她的大脑依然清清楚楚。
　　她永远清醒。
　　从这点看，我爸似乎是幸运的。
　　“东子，给我几片去痛片。”
　　我把去痛片给她拿来，又给她喂水吃进去。现在，只剩下这治表不治本的廉价药了。
　　“妈，你知不知道，一个人生病，药物治疗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精神，精神是可以战胜一切的。”
　　我妈不懂这么多，她疲惫地看着我。
　　我又从口袋里掏出钱来，递给她一沓。
　　“妈，给你钱。”
　　家里穷，我妈没有钱。我姐说，她裤子里面有个秘密的兜，那里面藏着一些脏兮兮的毛票票，到底有多少，没有人知道。那是她用来跟人家玩牌的，时输时赢。多少年来，那些毛票票进进出出，好像没有变多，也没有变少。
　　可是，最近那个兜已经空了。
　　我把那沓钱递给她时，她一点都没有拒绝，颤颤地伸出手，把钱接了过去，小心地数起来。
　　她数得相当准确，1600元。
　　那是崭新的钱，那是北京的钱。我发现，黑龙镇的钱都很破旧。
　　她颤颤地把那钱塞进枕头的拉锁内，喘息着小声对我说：“你别说啊。”
　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她不让我对谁说？
　　这是我回家的第四天。
　　我妈是两天后死的。